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笔者看来，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是指减少日常作息时所耗用能量的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通过供需两侧同时发力，形成一种人人、事事、处处、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作为人口大国，推动全民形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建成美丽中国都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促进我国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基础，也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绿色生活方式的养成需要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绿色文化培育尤为关键。

　　 绿色文化是人们在开展与自然的各类互动活动中所产生、能为人们感知与接受、影响人的绿色发展行为的精神现象的总和。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文化，绿色文化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实践，可为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供内生动力。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及“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等优秀生态思想观念，均体现了绿色文化内涵。绿色文化以绿色愿景和绿色价值观念为无形内核，以绿色制度规范和绿色行为实践为有形表现，能够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培育提供全面支撑。

　　 当前，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我国居民的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正处于由“筑基”向“践行”过渡的关键时期，从强调行为规制、习惯纠偏等自外而内的被动式形塑，逐步转变为理念重构、价值输出等主动式践行。接下来，亟待进一步激发人们对绿色产品的消费意愿，唤醒其主动践行环保行为的意识与决心。而这，正是培育和倡导绿色文化，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影响和塑造人们生活方式的关键一环。

　　 笔者认为，绿色文化的塑造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宣传普及，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创新与氛围营造，地方及基层如何因地制宜培养“人为本、接地气、近生活”的绿色文化，是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中之重。就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人民为中心传递绿色文化理念。绿色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各地区在经济、生态、人居环境上仍有较大差异，在绿色文化的倡导形式上，应充分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人民需求为核心传递绿色文化理念。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边远地区，地方政府仍应以提升居民生活水平为核心，以全民响应、参与绿色建设为主线，推动柴改气、煤改气的全面普及与供水、供暖、施药用肥、垃圾及污水处理等方面的集约式规划建设落地；并推动传统工业绿色转型，通过税制优惠、融资保障、动态监管等组合拳，促进地方企业积极参与到绿色循环农业、生态循环产业链条的改造中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建设与完善，提升人民的生态幸福感与获得感。对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城市地区，应重点围绕绿色价值理念培养开展绿色文化建设，加快银行个体碳账户建设，将餐饮、住宿、交通、废物回收等绿色低碳行为积分化、价值化，通过标签化手段强化居民对健康绿色产品属性及实践活动的价值认知，培养个体养成、家庭传承、社会永续等有绿色价值导向的消费观念。

　　 其次，要全面把握地方生态区位特点，因地制宜创新绿色文化形式。绿色文化的传播需要更加具象与亲民的表征，如何将时代性、战略性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愿景，合理下沉转化为在地化、生活化的绿色文化，是关键。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及地方生产生活方式等特点，将当地绿色文化价值理念拓展外化为人们看得见、盼得到的目标，并将其转化为“接地气”的绿色文化符号，并以此设计各类主题性实践活动。例如，成都提出“碳惠天府”碳普惠机制，将国宝大熊猫作为地方绿色文化的符号标签，成功在“美丽中国”的大愿景下塑造出个人与自然生灵和谐共生的小愿景，通过“云养熊猫”及“碳积分”等亲民的实践形式，将绿色文化价值具象化，以“落户成都的鸟儿多了”等具体化、生活化的表现形式，对居民绿色环保信念和行为加以强化，取得显著成效。

　　 最后，应强化发挥基层单位能动作用，自下而上凝聚绿色文化氛围。绿色文化的践行需要贴近生活的组织载体，通过多主体协作自下而上地营造绿色文化氛围。绿色文化的行为实践具有非功利性和群体性，这与街巷、社区等基层社群单位具有天然的互补性。一方面，非功利的绿色文化集体实践有助于加强社群联系与凝聚力；另一方面，在空间、生活上紧密相连的社群中，社会规范的约束力更强，人们在绿色愿景、信念与实践上更容易达成共识，有助于绿色文化的培育和传播。目前，我国各地探索的“楼长制”“巷长制”“街长制”等基层社群自治形式均展现出了蓬勃的制度生命力，未来应在政府引领下，以基层社群居民推选等形式选出环保带头人，在社群内部确立绿色小愿景，制定绿色“微准则”，强化社群绿色身份标签，营造基层绿色文化氛围，以点带面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养成，进一步激发全民主动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

　　 （作者：吴志才、苏杨，分别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数字乡村与文旅可持续发展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