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碳中和经济正成为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模式。”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讲座教授施懿宸，在谈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时做出这一论断。 

这是来自内外的双重压力倒逼所带来的增长模式转变。一方面，气候问题可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全球贸易供应链也开始关注企业碳排放的表现；另一方面，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基本走到尽头，依靠自然、人口等资源发展很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只有高质量发展才更有竞争力。在施懿宸看来，碳排放测算正是可以反映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一大数据体现，而数据和技术则是发展绿色低碳的两大重要抓手。而对于产业园区来说，除了可以发展既有产业的绿色化，也可以考虑绿色化发展，绿色低碳技术还有很多待开发的空间。 

记者：绿色低碳的概念是在怎样的国内外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在这方面主要有哪些重要进展？

施懿宸：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作为命运共同体应该一起面对气候问题，承担碳减排的责任与义务，而气候这一外部性问题，也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倒逼增长模式的转型。

事实上，中国已经渐渐失去了人口红利，过去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基本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高质量发展，就有可能像很多依靠自然、人口等资源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需要新的增长模式，比如绿色经济、碳中和经济就是新的增长板块，其中，光伏和电动汽车是较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当其他国家发展清洁能源时，我们在这方面有更多的出口优势。 

记者：从全球贸易环境看，绿色低碳对中国产业发展提出了哪些更高要求？

施懿宸：当全球贸易的整个供应链都在谈气候或ESG的时候，中国要想继续成为“世界工厂”，就必须符合国际供应链的标准。如果我们不关注生产供应链的碳排放，或者环境、社会治理的表现，就可能在全球供应链中失去某些订单。 

过去，我们依靠低廉的生产要素降低制造成本，再加上财政补贴就能增强出口竞争力。但现在，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电价、水价都在上涨，我们必须通过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等方式让竞争变得有质量，因为单纯的价格竞争已经没有优势了。企业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经过优胜劣汰的过程，这要求不仅要有盈利空间，也要控制碳排放，否则无法承担外部性污染成本，就会失去竞争力。从长期看，尽管发展绿色低碳会增加企业成本，但换个角度想，如果企业无法承担这类成本，就无法进入全球供应链，未来经济体量也不会增加。 

记者：从绿色走近零碳，本质上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有何好的建议？

施懿宸：发展绿色低碳有两大重要抓手，分别是数据与技术。碳排放测算数据可以从量上定义高质量发展水平，而无论是收集数据还是推动碳减排，都离不开绿色低碳技术。其实，我们的绿色低碳技术还有很多待开发空间，尤其是数据技术，因为我们的互联网技术水平较强。

总之，有技术才有数据，通过数据管理才能践行绿色低碳，实现高质量发展。对园区来说，通过碳排放数据既能监测企业绿色低碳的运行情况，也可以针对企业表现不同给予激励或处罚。在数据管理的基础上，由园区牵头企业共同解决碳排放问题，就能降低规模经济成本，减轻企业的成本负担。 

记者：产业园区从绿色走近零碳的过程中，数据和技术方面遇到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如何解决？

施懿宸：数据方面，我认为首先要有公信力，比如标准煤在与碳排放之间对应时，如果使用了品质较差的煤，就不能对应原有的碳排放数据。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更为完整的制度体系，比如园区可以作为第三方，负责测算、管理园区内企业的碳排放数据。 

技术方面，园区除了可以发展既有产业的绿色化，也可以考虑绿色化发展这一新板块。在新兴的绿色产业中，很多绿色低碳技术都有待开发。比如，之所以现在很多清洁能源还无法取代化石能源，以及风、光、水能，主要原因在于储能问题，光伏在白天和夜晚发电量不同，水力和风力也不稳定，这都需要储能技术来确保能源供给。再比如，虽然氢能比较理想，但成本太高，制氢用电量较大，氢能在运输、储存中也可能爆炸，这些问题都需要技术方面更加完善才能解决。 

记者：碳抵消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工具，您如何看待这一碳减排策略?

施懿宸：碳抵消是通过减少碳排放或增加碳储存等措施，以抵消个人或组织的碳排放。目前，国际上碳抵消主要有三类认定机制，包括国际自愿减排机制，各国国内自愿减排机制和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企业自发制定净零气候目标带来的碳抵消需求日渐增多，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也逐渐成为主流。 

对企业而言，碳抵消的确是实现企业碳中和阶段性目标的有效工具，但其可行性和效果需要在不同情况下进行综合评估和审慎考虑，尤其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补充性，碳抵消不应该成为企业回避减排的替代方法，企业需要综合考虑可行性和资源情况，首先，通过内部减排措施来降低碳排放，面临难以避免或减少的碳排放时，可以通过碳抵消项目来抵消这部分排放。二是真实性，碳抵消项目应该是可验证和可审计的，企业应避免选择一些虚假的或没有实际减排效益的项目，以免形成“漂绿”现象。三是可持续性，碳抵消项目应该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不仅仅关注碳减排，还应该考虑对社区和生态系统的积极影响，优先符合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碳抵消项目。 

有的企业通过化石能源替代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碳中和，但对宏观总量来说意义并不大。因为碳排放是一个基准值，清洁能源减排并不是完全没有排放，而是相对于化石能源基础值的减排。比如，化石能源排放是100，清洁能源排放是30，那么碳减排是70，但其实还是产生了30的排放。 

目前，以中石油、中石化这“两桶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是中国能源的重要供给，与之相对的则是清洁能源。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其中有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不变，考虑到能源出口比较困难，那么在化石能源供给不减少的情况下，即使增加一倍的清洁能源，也难以被市场消化，换句话说，这会产生能源的过度供给。当然，短期内，不能马上减少化石能源供给，但减少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记者：产业界践行绿色低碳的动力来自哪里？如何在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和产业发展？

施懿宸：绿色低碳的发展趋势从长期看是不可逆的，要想消费升级就要关注气候问题和ESG相关方面产生的负外部性，无论是内需还是出口，这都是我们迈向发达国家的必经路径。

事实上，短期内确实有一些企业不具备发展绿色低碳或ESG的能力，如何让这部分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序转型，从“做不到”到“做得到”，既需要时间和路径，也需要战略和政策，这些方面都值得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绿色低碳相关行业会受益，比如新能源的整个产业链都是受益的。而另一些行业由于碳排放量高会逐渐萎缩，因此必须进一步转型，即使无法减少碳排放总量，也需要通过工艺升级等方式减少碳排放强度，减少单位碳排放量。

一直以来，我们总有一个误区，以为一些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比其他国家要强，其实这是在没有计算很多外部成本的情况下以价格竞争取胜，其中就包括碳排放成本。现在，包括碳关税等议题对产业链的绿色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这时候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要求下，保持并且建立新的竞争力。

绿色低碳发展是非常漫长的一条路，我们应该对清洁能源领域做出更好的规划，通过绿色经济、碳中和经济带动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来源：澎湃新闻